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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軍鎮管轄幾個州，主將叫節度使領兵戍邊。當他看到唐朝中央政治腐敗，內地兵力空虛，唐玄宗整天在宮中飲酒作樂，認為有機可乘，陰謀奪取唐朝的天下。第五琦因推行貨幣減重政策，引起物價狂漲，被貶職。

　　唐朝玄宗的統治前期，為了加強邊境地區的統治，防御回紇，吐蕃的侵擾，在重要邊境地區增設一些軍鎮。軍鎮管轄幾個州，主將叫節度使領兵戍邊。天寶初年邊境地區的十個節度使共擁兵四十九萬之眾，而唐王朝的禁軍不過十二萬，還多是雇來湊數的商販游民，不會打仗，造成了內輕外重的畸形局面。那時一身兼任平盧(治所在營州
　　今遼寧朝陽)，范陽(治所在幽州 今北京)，河東(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)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，擁兵十五萬勢力雄厚。安祿山父母為胡人，被楊貴妃收為養子，時常進出京城。當他看到唐朝中央政治腐敗，內地兵力空虛，唐玄宗整天在宮中飲酒作樂，認為有機可乘，陰謀奪取唐朝的天下。天寶十四年(公元755年)冬，安祿山在范陽率領軍隊十五萬人起兵，一路長驅南下，幾乎沒有遭受抵抗，就很快渡過了黃河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，就占領了洛陽，建國“大燕”自稱皇帝。

　　過了幾個月時間，安祿山率軍擊潰了唐朝潼關二十萬守軍，繼續西進占領長安，迫使唐玄宗倉惶逃往四川。長達八年的“安史之亂”使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，中原一帶“人煙斷絕，千里蕭條”，唐朝經濟中心地區的經濟衰落了，從此盛唐開始走向衰落。
　　天寶十六年(公元757年)唐將郭子儀率領軍隊收復長安，唐蕭宗李亨回京后，第二年改元“乾元”。為了籌措軍費，填補財政虧空，蕭宗根據御史中丞兼鑄錢史第五琦的建議“奏請改錢，以一當十，別為新錢，不廢舊錢，冀實三官之資，用收十倍之利，”“宜聽于諸監別鑄一當十錢，文曰乾元重寶。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。”在乾元元年(公元758年)發行了“乾元重寶”當十錢。該錢錢徑2.6--3厘米，重約6—10克，每緡(一緡一千枚，也稱吊)重十斤，錢文為隸書，直讀，“乾”字的“乞”字成釣魚鉤狀。版別分狹緣，闊緣，光背，背星，月，祥云，瑞雀，背十，背洪等，按照一當十的比價與“開元通寶”并行流通。乾元二年(公元759年)在國家財政不堪巨大的軍費開支重壓下，唐王朝又發行了“乾元重寶”當五十的大錢，該錢背面的外郭為重輪，俗稱重輪乾元錢，這種大錢3.6厘米左右，重約20克，每緡重二十斤，但是對“開元通寶”作價則為一當五十。這樣，重輪乾元錢. “乾元重寶”。
　　“開元通寶”三錢并行流通，僅半年，市面出現了混亂，通貨貶值，物價上漲，貨幣購買力低落和私鑄盛行，由于“開元通寶”每枚重四克，五枚即可私鑄一枚重輪乾元錢，可獲十倍的利益，良幣“開元通寶”很快就在退出流通市場，而“犯私鑄者日有數百，州縣不能禁。”《新唐書。食貨四》記載“法既屢易，物價騰貴，米斗錢至七千，餓死者滿道。初有“虛錢”，京師人人私鑄，并小錢，壞鐘，像，犯禁者愈眾。鄭叔清為京兆尹，數月榜死八百人。”第五琦因推行貨幣減重政策，引起物價狂漲，被貶職。

　　上元元年(公元760年)接替第五琦為鑄錢史的是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劉晏，他擔任新職務后立即改行新的貨幣政策，注意了調整“開元通寶”與重輪乾元錢.“乾元重寶”的比例關系，逐步促成統一的幣制。首先將重輪乾元錢改為一當三十，并抬高“開元通寶”錢，使其與“乾元重寶”當十錢等價，皆為一當十流通。雖然調整了三種錢的比值關系，但是使“開元通寶”也成為了大錢，貨幣貶值沒有得到解決。
　　寶應元年(公元762年)代宗繼位，鑄錢史劉晏又改“乾元重寶”以一當二，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三，基本上使各種銅錢都按照它的實際價值流通。但“凡三日后大小錢，皆以一當一。”更進一步將“乾元重寶”.重輪乾元錢的法定價值貶值到它的實際價值以下，使這兩種乾元大錢成為良幣，有意識地利用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，迫使其退出流通領域，從而恢復了原來“開元通寶”錢的正常流通制度，收到統一幣制的效果，這在貨幣史上具有典型意義。

　　“乾元重寶”從唐蕭宗“乾元”元年(公元758年)開始鑄行，到從唐代宗“寶應”元年(公元762年)“乾元重寶”. 重輪乾元錢一起退出流通領域，也就短短五年時間。
　　但是，鑄錢史劉晏在執行新的貨幣政策的過程中，沒有注意到各種錢幣的自身實際價值，在收到統一幣制的效果時，“乾元重寶”.重輪乾元錢被驅逐出流通領域，而“開元通寶”錢本身又成了大錢，市面價格提高到三倍以上，貨幣仍然繼續貶值，物價仍然居高不下，直到唐德宗“貞元”末年，由貨幣貶值造成的好物價才基本降下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