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　　淳佑通寶當百，直徑3.7厘米，穿徑0.4厘米，黃銅質地。余玠在四川任職期間，大革弊政積習，屯田積糧，教練軍旅。　　余玠當時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財政嚴重吃緊，即缺錢。一枚淳佑通寶當百大錢等值于100枚如前所述的淳佑通寶小平錢。

　　淳佑通寶當百，直徑3.7厘米，穿徑0.4厘米，黃銅質地。古錢正面是古樸端莊的楷書“淳佑通寶”四字，深峻挺拔，錢背豎書“當百”二字，整個錢體布滿深入錢肉的褐綠色土銹，這充分表明了該錢是地道的生坑之物而非傳世之品。其左下角那些許的自然缺損，仿佛是在給我們訴說著南宋富順軍民英勇抗元、保家衛國的悲壯歷史!

　　自端平二年(1235年)蒙古大汗窩闊臺發動大規模侵宋戰爭以來，川蜀地區的宋軍始終處于劣勢。淳佑二年(1242年)，理宗皇帝詔命南宋著名軍事家余玠(時任兵部侍郎)出鎮四川，全面負責四川地區的軍政事務。余玠在四川任職期間，大革弊政積習，屯田積糧，教練軍旅。并在帥府衙門左側設招賢館，廣納賢才。他舉四川軍民之力沿長江、嘉陵江、岷江、沱江據險修筑了易守難攻的古城要塞十余座，以控扼水陸交通要沖，更好阻擊元軍對四川的進攻。

　　余玠當時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財政嚴重吃緊，即缺錢。同時，在推進其“依山為壘，設險守蜀”、“駐兵、徙城”等一系列抗元戰略過程中，又需要大量軍事費用支出。當時南宋政府手中具有真正購買力的銅錢是少之又少，財政虧空的問題日趨嚴重。所以，余玠在指望南宋朝廷無助的情況下，只得自行開爐鑄造銅錢，以充軍用。

　　據丁福保《古錢大辭典》記載：“舊有之淳佑當百大錢，與明治以后傳入日本之小樣當百錢，雖同為當百，而錢徑大小則頗相徑庭，此蓋因所鑄錢監不同，故其小樣者，有鐵鑄者，可知為西川所鑄”。這里所說“其小樣者，有鐵鑄者，可知為西川所鑄”，是限于民國時期出土資料、學術水平等所限而得出的結論。爾后，隨著出土實物，歷史史料的不斷增多，史學家、錢幣學家進一步的研究表明：余玠來川后，面對極為窘迫的財政現狀與抗元所需龐大軍費開支的矛盾，遂開爐鑄造淳佑通寶銅錢。可是，待其剛鑄造好淳佑通寶小平錢、折二錢、折三錢、折十錢(折十錢相當于十個小平錢的值，以此類推)的樣錢的時候，或因戰事需要，旋即又予以了廢除，而全部改鑄淳佑通寶背文“當百”大錢。一枚淳佑通寶當百大錢等值于100枚如前所述的淳佑通寶小平錢。可見，淳佑通寶當百錢是典型的虛值大錢。

　　客觀地說，余玠在四川所鑄行的淳佑通寶當百虛值大錢，在當時所帶來的通貨膨脹的確加重了老百姓生活苦難的程度;但另一方面卻又實實在在地增加了用于軍隊建設和修建合川釣魚城、富順虎頭城等一大批山城寨堡防務體系等的軍費來源，這在當時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的特殊背景下，可以說也是一項積極的抗元措施。